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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惇曧（1872～1924）?致周達(dá)有關(guān)程硯秋、梅蘭芳等伶界黨派之爭的重要信札約四百頁
信箋?約四百頁
1922至1924年作?
出版：《周達(dá)存親友書札墨跡（上）》，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5年。
說明：周達(dá)上款。
此為羅惇曧所作信札約400頁，是市場所見數(shù)量最大的羅氏信札之一。
信件作者、收信人均為程黨中堅，所談幾乎全部圍繞程硯秋及其演藝生涯而作，為市場所見數(shù)量最大、最重要的程黨文獻(xiàn)之一，對于研究程硯秋的演藝事業(yè)、民國文人捧角之具體運作等均有重要意義。
信件幾乎全部圍繞程硯秋大紅之后的諸多風(fēng)波而作，涉及梅黨、程黨、徐黨、尚黨等伶界的黨派之爭，談到程硯秋婚禮、和聲社成立、泰戈爾訪華、奉天張作霖五十壽堂會、程硯秋赴滬演出、徐碧云被捕案等，兼及梅、程、尚等名角出臺時間、地點、劇目、上座率等藝事日常，是關(guān)乎程黨核心內(nèi)幕、民國戲曲界的重要文獻(xiàn)，有重要史料價值。
其中直接談到諸多程黨與梅黨內(nèi)部人員的拉扯細(xì)節(jié)，以當(dāng)事人的角度詳細(xì)記錄梅、程如何從師生以致走向劍拔弩張的歷程。
信札作于1922至1924年間，為羅氏最晚年書札，可見其為程硯秋之發(fā)展傾注了最后的心血，無怪乎程謂“程有今日，羅居首功”。羅惇曧是程硯秋一生京劇事業(yè)的奠基人，為其脫籍，悉心贊助、扶持并培養(yǎng)其成才，幾乎傾注了全部的熱情和心血，為程硯秋藝術(shù)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良好基礎(chǔ)。
信中談到梅黨、程黨核心人物，幾乎所有當(dāng)時最出名的京劇名角，以及大量政界、文藝界人士，尤其是票友和擁躉，包括泰戈爾、梁啟超、林長民、張作霖、程硯秋、梅蘭芳、王瑤卿、尚小云、馬連良、余叔巖、徐碧云、朱琴心、楊小樓、姚玉芙、王鳳卿、姜妙香、譚小培、時慧寶、王靈珠、齊如山、福芝芳、陳衍（石遺）、鄭孝胥（太夷）、袁思亮、許葆英（伯明）、趙尊岳（叔雍）、張志潭（遠(yuǎn)伯）、吳毓麟、易順鼎、黃秋岳、齊耀珊、徐鼐霖、楊熊祥、樊增祥（樊山）、田文烈（煥廷）、黃金榮、舒厚德、周樹謨（少樸）、郭仲衡、榮碟仙、侯喜瑞、王又荃、曹二庚、張春彥、吳富琴、龔云甫、王伊文、陳德霖、趙世興、果湘林、金仲孫、俞振廷、馮耿光（幼偉）、李宣倜（李三）、楊瑞亭、于連泉（小翠花）、王又宸、周瑞安、許少卿（丹桂第一臺老板）、沈少安（亦舞臺老板）、蕭鑒冰、沈昆山、吳震修、文公達(dá)、胡初泰（胡伯平）、張厚載（豂子）、吳彩霞、楊寶忠、仲頤、尤鴻卿、果素瑛、薛松坪、鄧?yán)ド降取?br>1922年春，在羅惇曧等促成下，以程硯秋為首的和聲社正式成立。程獨立挑班的首演一炮打響，名聲大噪，大為同業(yè)所忌，以致是非叢生。程之處境，有如羅信所言，“玉霜近日隆隆直上，今譽(yù)之歸，如水赴壑，斷非一二人之私見所可裁抑者。惟玉霜事梅始終恭謹(jǐn)，借力調(diào)停期間，解除誤會，盡其在我而已，他人之行為祗足供一笑，無足研究。愿公等堅持此旨，乃真愛玉霜者也” ；“自那王那相府及義務(wù)戲三次紅拂及玉堂春后，玉霜之名乃掛諸顯貴之口，皆云突過畹華，尚小云忌之至深，故凡有大堂會必首先鏟除玉霜之名，以此收入頗有影響，于名譽(yù)無關(guān)也” ，即吳毓麟生日堂會時，“原單為尚小云持去，請吳總長親筆勾除玉霜兩劇”；“此次艷秋赴滬，北京劇界多有變化，刻正在相競之中，有人組織一班，以徐碧云為主干，艷秋赴滬后占領(lǐng)華樂園，以斷艷秋之后路”。諸如此類，可見程硯秋之崛起，引起梅蘭芳、尚小云諸黨派的高度警惕，并偶有排擠之舉，足見伶界競爭及勾心斗角之劇烈。師徒、親情皆可反目成仇，其情形確如羅所言，“玉霜在奉演堂會極受歡迎，張胡連宵未看叔巖劇，叔巖恨極，以湘林對于玉霜極盡心，因此對湘林亦生惡感（渠親姐夫平時極顧之），可見伶界無所謂親戚也”。
而梅、程兩黨之間的茅盾，自奉天張作霖五十大壽堂會達(dá)到高潮。1924年3月，張作霖在奉天舉辦五十大壽堂會，京中名伶搜羅殆盡，惟聲明不要梅蘭芳，而以程硯秋代之，此事引起京中嘩然，以為異事。此后梅、程兩黨劍拔弩張，“京師已成梅、程對峙之勢”。以致羅感嘆道“外人將謂吾等以兩伶人之競爭，致舊友交情之破裂，太不成事體”。
此批信札中，具可見羅氏對程硯秋的悉心照料，有關(guān)程之生活、事業(yè)之事，事無巨細(xì)，皆親自督辦，至程譽(yù)滿京滬時，羅氏卻已窮愁不堪，經(jīng)濟(jì)每況愈下，迫使其不得已將南下授館、以賣文鬻字維持生計?！皟赡暌詠?，吾既以玉霜之羈絆滯留京師，一無所入，加以去年重病，負(fù)債頗重”，其“境況已至鼠入牛角，無可轉(zhuǎn)身”，“從井救人而無人救我，不得不自為之計，今年無論如何，非自為解決不可，否則索諸枯魚之肆，亦無以對婦子也”，“京華為吾第二故鄉(xiāng)，前清仕宦不成，亦以戀京師之故，今不得已棄去，亦至可痛之事”。其時羅氏不僅病重，且有二子赴國外讀書，家累既重，開銷巨大，不得已離開北京南下尋聘館職，以謀生計。南行既定，羅氏在行前亦反復(fù)為程硯秋規(guī)劃一切，“玉霜現(xiàn)在已能自立，志氣亦堅定，即吾舍之而去，亦不至于惰荒戲班內(nèi)事，其泰山極明干，可以主持外事”，且言其“雖不在京，亦能為玉霜編劇，亦可延監(jiān)督之”，“從井救人，業(yè)既數(shù)載，今漸能成立，但祝其無災(zāi)無害耳”，句句真誠，款款深情，可以想見羅氏對程之愛護(hù)與栽培的不遺余力。
羅氏在生命最后的四年中，為程硯秋創(chuàng)作劇本多達(dá)幾十部，且病中不輟，其所創(chuàng)劇本皆經(jīng)反復(fù)雕琢切磋，所作亦多為古裝劇，因此羅氏對梅蘭芳所創(chuàng)的中西合璧式舞臺頗有微詞，形容其“不過如此”“若然無味”“毫無意趣”。他認(rèn)為“梅蘭芳演劇之天才，誠為卓絕，斷非他人之所及”，而“其創(chuàng)造新戲，不過取外國戲之跳舞，及電影中之身段，或竊取舊戲中之身段，蹂合而成，本無一顧之價值，蘭芳以其天才，發(fā)揮盡致，使此毫無根底之舞蹈式，備受婦孺之歡迎”。羅惇曧認(rèn)為造成此境的原因在于梅蘭芳“遭時不幸，僅得一二傖荒鄙陋之子，為其編制劇本”。
另及1924年2月轟動一時的徐碧云被捕案之細(xì)節(jié)，“徐碧云被捕案，此間風(fēng)起水涌……當(dāng)案之初起，徐黨大造玉霜謠言，以為玉霜所制造”， 及“徐案發(fā)生后，梅、徐、尚三黨合力營救，京中官僚除曹三外，無不出力托情”，京中政藝界名士為徐碧云運動出獄而奔走等。
LUO DUNRONG 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S SIGNED TO ZHOU DA ABOUT THE DISPUTE AMONG THE FRACTIONS OF THE OPERA CIRCLE INVOLVING CHENG YANQIU, MEI LANFANG, ET AL.
About four hundred pages
Dated 1922-1924
Illustrated: Letters of Zhou Dacun and His Friends, vol. 1, Guangxi Normal Unviersity Press, 2025
Note: Dedicated to Zhou Da.
26.5×17cm×400（約）?
RMB: 10,000－20,000
作者簡介：羅惇曧（1872～1924），字孝遹，號以行，又號癭痷，晚號癭公，廣東順德人，晚清名士，與梁鼎芬等并稱“粵東四家”。早年就讀于廣雅書院，后康有為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xué)，曾從康游，與陳千秋、梁啟超并稱高弟。入民國后歷任總統(tǒng)府秘書、參議、顧問、國務(wù)秘書等職，又曾為袁克定師。與陳三立、樊增祥、梅蘭芳、程硯秋等相友善，著有《龍馬姻緣》《鞠部叢譚》等。